中新网天津8月10日电(记者 刘越)“我为抗日而亡，绝不能让你从我的背后开枪。你要从我的面前开枪，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。来啊，开枪吧！”
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5号的吉鸿昌旧居，“何以中国·和合共生”媒体采访团成员看到了一场特殊的表演。演员霍正斐身着军装，眼神坚毅地重现了抗日英雄吉鸿昌临刑前的壮烈场景——这正是“红楼”沉浸式展演《国魂》中最动人的一幕。
场景重现
让红色记忆在“红楼”中生长
盛夏的和平区中心花园，绿树成荫中一座红砖小楼格外显眼——这座被称为“红楼”的建筑，曾是抗日英雄、爱国将领吉鸿昌生前最后的居所，也是他在天津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联络站、秘密印刷所。
如今，通过精心设计的场景还原与真人演绎，让当年的革命印记愈发清晰。二楼第七展室设置七扇门，每一扇门都对应着警戒撤离的逃生路线，演员推门、闪身的动作利落干脆，瞬间将观众拉回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。
“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定，要让游客站在吉鸿昌真实生活过的空间里，触摸到历史的温度。”吉鸿昌旧居馆馆长胡鹏宇道出沉浸式创意的由来。作为擅长沉浸式话剧制作的团队，他们在展馆修缮筹建时就明确：“传统讲课式讲解已难以吸引观众，尤其是年轻人。而沉浸式能让人身临其境，这种代入感是传播红色精神的最佳载体。”
从今年3月创排至今，团队用数月时间打磨细节。演员需先了解吉鸿昌生平事迹，再通过情绪训练贴近角色在入党宣誓时的坚定、秘密印刷时的警惕、临刑时的凛然。“吉将军一米九六的身高很难完全复刻，但我们坚持选正气足、中气盛的演员，外形要贴合‘阔面壮汉’的形象，这是对历史的尊重。”胡鹏宇说。
演员霍正斐已扮演吉鸿昌四个月，每场演出都让他心潮澎湃。“最触动我的是就义那场戏的台词：‘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’。每次说这句，我都能感受到吉鸿昌将军对信仰的执着和对敌人的蔑视。”
他记得，一次有位大学生观众看完演出后哭了，这让他更加确信演绎的意义，“文字可能抽象，但演戏能让历史‘活’起来，观众能直观感受到将军为国家、为百姓做事的赤诚。”
作为吉鸿昌的外孙女，郑吉安见证了红楼的“重生”。让她动容的是，不仅有老年人带着敬意来缅怀先烈，青少年更在沉浸式演绎中与英雄“对话”。甚至有小朋友参观后能完整背诵“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”的绝笔诗。
从变卖家产支援抗战的家国抉择，到狱中遗书里“为时代而牺牲”的豪情与柔情，吉鸿昌的精神通过演员的演绎、场景的还原，跨越近百年时空，在年轻一代心中扎根。
跨界融合
让历史建筑在“城市剧场”中焕彩
从“建筑标本”到“城市剧场”，天津的历史建筑活化正走向更广阔的跨界融合。在曹禺创作《日出》的灵感之地——惠中饭店，一场别开生面的街头沉浸式话剧正持续上演。
伴随着“玫瑰玫瑰我爱你”的旋律，“陈白露”执扇从历史深处走来，黄包车夫、油头小生、可怜孤女等角色次第登场，观众时而为剧情揪心，时而因互动发笑，不经意间就成了“百年前天津往事”的参与者。
“太阳出来了，黑暗留在后面，可太阳不是我们的，我们要睡了。”当“陈白露”站在惠中饭店二楼露台念出这句经典台词时，不少观众红了眼眶。这种打破“第四堵墙”的演绎，让文学经典与历史建筑产生了奇妙共鸣。
从李叔同故居“叔同之夜”的剧情解谜，到曹禺故居《寻找戏剧家》的感官体验，天津正将一座座名人故居转化为“城市剧场”。在这里，静态的展柜被生动的场景替代，单向的讲解变成双向的互动，游客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，而是走进故事里的“体验者”。
历史建筑的“重生”，离不开城市文旅战略的精准布局。天津市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，要“提升沉浸式、融入式体验，创新旅游产品和服务，打造旅游休闲新热点”。如今，在“五新二十策”实施方案等政策加持下，天津的名人故居活化形成了“保护—活化—传承”的良性闭环。吉鸿昌旧居、北洋法政学堂等修缮开放后，迅速成为文旅新地标。
数据见证成效。2024年，天津举办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演出1.3万场次，接待游客2.6亿人次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“让历史说话、让文化发声”的理念落地。
正如胡鹏宇所说：“形式是次要的，核心是把红色故事、文化精神说好。”如今，漫步天津街头，吉鸿昌旧居的“红楼”诉说着家国情怀，惠中饭店的《日出》演绎着时代悲欢，李叔同故居的琴声传递着艺术哲思。这些历史建筑不再是孤立的“标本”，而是串联成线、融合成面的文化景观，既守护着城市的历史根脉，也为文旅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
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，文化的传承生生不息。天津以历史建筑为支点，撬动文旅融合新发展的实践证明，当历史场景被精心还原，文化精神被创新表达，老建筑就能焕发新生机，成为滋养城市文化自信、连接过去与未来的“密码”。这不仅是天津的探索，更为全国历史建筑资源的活化提供了生动范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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